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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發佈 | 2018中國“互聯網+”指數報告:中國數字經濟版圖初現

導讀:近日,騰訊研究院重磅發佈了《中國“互聯網+”指數報告(2018)》,對國內數字經濟發展情況進行了系統梳理和全面展現,通過指數特征直觀地反映了 2017 年數字經濟在國內 351 個城市的發展情況,刻畫出一幅“數字中國脈動地圖”。

近日,2018中國“互聯網+”數字經濟峰會在重慶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政府官員、學者專家、企業代表3000餘人參加了峰會,共同探討各行業在互聯網+助力下的發展與創新成果。

會上,騰訊研究院重磅發佈了《中國“互聯網+”指數報告(2018)》,對國內數字經濟發展情況進行了系統梳理和全面展現,通過指數特征直觀地反映了 2017 年數字經濟在國內 351 個城市的發展情況,刻畫出一幅“數字中國脈動地圖”。

與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報告更為強調區域性,通過六大榜單全面揭示了中國城市在數字經濟時代的發展狀況。

報告總體分為四大板塊六個篇章,並同步發佈包括“年度互聯網+總指數城市百強榜”、“年度數字經濟分指數城市百強榜”等6大榜單,囊括政務、經濟、生活、文化等多個領域。

以下為報告的文字內容全文,由於篇幅有限,省略了大部分的圖表、全部的註釋、附錄和一些結論的得出過程。

01 數字中國篇

2017年“互聯網+”指數保持平穩快速增長,廣東、江蘇、浙江、北京、山東總指數位居前五。

數字經濟快速滲透。根據“互聯網+”指數估算,2017年全國數字經濟體量為26.70萬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的22.77萬億元增長17.24%。數字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由30.61%上升至32.28%。

數字中國脈動地圖顯示數字技術滲透呈現明顯的區域輻射特點,國家級和區域級中心城市周邊地區增速明顯快於其他地區。同時,中西部地區正在形成數字經濟新的增長極、增長帶。

數字化先行城市和數字後線城市發展階段不同。數字一、二線城市的數字化過程已經深層次地進入到產業領域,而在後線城市,數字化應用場景仍然停留在高頻剛需的政務服務和文化生活等領域。

數字發展不均衡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2017年,中國的數字化基尼繫數為0.59,屬於相對不均衡的狀態,但相較2016年的0.62已經有了一定的下降,數字後線城市正在發力趕超。

數字中國脈動地圖

數字中國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的重大發展戰略。以雲計算、大資料、移動互聯為代表的數字技術應用不再局限於經濟領域,而是廣泛滲透進入公共服務、社會發展、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宏觀協調、總體把控、融合發展。

1. 數字中國發展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時代,中國的數字經濟和數字政務、數字生活發展也進入新階段。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在過去三年的資料積累基礎之上,研究團隊調整了以往“互聯網+”指數的理論框架和組成結構,在上期“互聯網+”指數基礎上重組整合出數字經濟、數字政務、數字生活、數字文化四個分指數,編製出新一期,即第四期的的“互聯網+”指數,力圖全面呈現數字中國的脈動地圖。

A) 數字經濟總量持續擴張

根據研究團隊的測算,2017年全國數字經濟體量為26.70萬億元人民幣,較去年同期的22.77萬億元人民幣增長17.24%。相比之下,2017年我國GDP的增速為6.9%。數字經濟占GDP比例也因此較去年上升1.67個百分點至32.28%。說明數字技術在經濟領域的滲透率不斷提升,符合“高質量”增長的要求。

總體看,按照新的框架體系計算,2017年“互聯網+”指數總和為348.69點,較上一年度增長126.16點。

具體看“互聯網+”指數的省份分佈,廣東省連續三年排名第一,江蘇省、浙江省緊隨其後,三省總和占全國的33.1%。北京市和山東省分列4、5位。河南省表現出色,從去年的11名上升至第8名。

具體到城市,深圳市、廣州市、北京市位列三甲。成都市、武漢市、重慶市與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的差距逐漸縮小。長沙市再接再礪,躋身全國前十。

B) 增長的區域輻射效應

從“互聯網+”指數的增速來看,內蒙古、河南增幅最大,分別為97.03%以及91.85%。廣西、山東增速也超過80%,這四個省、自治區的排名位次都上升3位以上。從排名動態變化中可以看到,在全國經濟社會整體快速數字化的背景下,發展如逆水行舟,稍慢就等於排名後退。

從城市增幅看,2017年,數字中國發展具有明顯的地域輻射效應。以長三角、廣深、廈門、川渝、武漢、長沙、濟南、鄭州、西安、沈陽這些城市為區域性核心,其周邊城市的增幅均表現良好,反映在數字中國脈動地圖中,可以看到華北、川渝、兩湖、珠三角、蘇浙一帶紅色明顯。說明以指數高凈增值區域為核心,帶動效應明顯。更為可喜的是,這些增長極正在由東部大省向中西部延伸。

2. 數字中國城市分層和數字基尼繫數

A) 中國城市數字化分層

研究團隊依據指數框架的主要維度,通過聚類分析得到全國351個城市在數字中國地圖上的分層結構,共五層。

B) 由政務驅動轉向產業驅動

比較不同層次城市的數字經濟、數字政務、數字生活和數字文化占比,不難發現,數字化越發達的城市,其數字經濟占總指數比例越高,反之,後線城市中數字政務、數字文化和數字生活等基礎性服務占比顯著高於較為發達城市。

具體看,由一線城市到五線城市,數字經濟分指數的占比從76.17%下降到33.02%,數字政務分指數從11.86%上升到49.18%。將高頻剛需的數字政務和數字生活指數除以數字中國總指數,得到不同層次的城市的這一比值差異顯著,數字一、二線城市的數字化過程已經滲透進入到較深層次的產業領域,而在後線城市,數字化場景仍然停留在剛需的政務服務、文化生活等領域。

未來,隨著城市的數字化行程,數字經濟會逐步取代數字政務成為後線城市數字化行程的主要推手。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我國的數字化行程大致為一個從數字政務為主導,逐步轉向數字經濟主導的過程。

C) 數字基尼繫數

我國數字化發展水平不均衡程度較高。“互聯網+”指數中,4個一線城市占比為20.24%,12個數字二線城市占比為19.89%,而包含65和249個城市的四、五線城市占比分別隻有20.01%和27.08%。顯示現階段我國數字化發展顯著集中於頭部城市,後線城市與頭部城市的差距明顯。

為了進一步刻畫數字化發展不均衡的狀況,我們將所有城市的“互聯網+”指數進行排序,並以此來計算數字基尼繫數來衡量我國各地區數字化發展不均衡的程度。資料顯示,2017年,中國的數字基尼繫數為0.59,屬於相對不均衡的狀態。

進一步的計算顯示,2017年的數字基尼繫數相較2016年的0.62已經有了一定的下降,表明我國的數字發展不均衡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

數字三、四、五線城市2017年增速分別為38.33%、47.28%以及49.87%,均大幅高於一線城市的15.26%,顯示出後線城市數字化建設的強勁動力。尤其是數字五線城市在2016年增速不及二三四線城市的情況下,2017年展現出了加速趕超的態勢。

由此可見,雖然數字後線城市距離頭部城市的絕對量仍然差距比較大,但是後線城市指數增長更快、潛力很強。隨著後線城市的逐漸發力,數字鴻溝開始呈現出彌合的趨勢。

小結

在上一期的指數報告中,研究團隊繪製了數字中國版圖的雛形。今年的測算結果顯示,數字中國持續快速深入發展。數字經濟體量達到26.70萬億元,占GDP的比重上升由30.61%上升1.67個百分點,至32.28%。

當然也要看到各地數字化發展程度存在顯著差異,根據“互聯網+”指數估算的數字基尼繫數為0.59,屬於相對不均衡的狀態,但較去年有所縮小。究其原因,在中部的長株潭、鄭州、開封,西部的川渝已經形成大城市帶動中小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輻射帶,增速顯著高於一線城市,這些城市構成數字中國的腹地,從中可以看到未來數字中國發展的巨大潛力。

02 數字經濟篇

全國數字經濟分指數總體保持平穩快速增長,廣東、江蘇、浙江、北京、福建位居省級排名前五。

數字後線城市數字經濟分指數增速領先全國平均水平,與數字一二線城市數字經濟發展的差距呈現出逐漸縮小的態勢。

細分產業發展態勢出現分化,醫療、文化娛樂、教育指數增長繼續領跑所有行業。

數字產業絕對體量呈現東高西低的局面,但是西部、中部地區增速更快,對東部地區形成追趕的態勢。

數字產業的發展對於數字文化、數字生活領域活躍度的提升有著積極的作用。

2017年雲計算增長迅速,用雲量地理集中度相去年有明顯的下降,說明雲計算開始加速滲透入數字三、四線城市。

用雲量與數字產業有顯著的正相關關係,用雲量的增長一定程度上推動數字產業快速發展。

數字經濟分指數

數字經濟分指數改寫醫療、旅游等產業元素和雲計算、企業號等創新元素,體現雲計算、大資料、移動互聯與各個傳統行業和其他經濟部門的融合發展。

1. 數字經濟分指數保持平穩快速增長

數字經濟分指數集中了與數字經濟高度相關的用雲量、企業微信以及數字產業相關指標,全面刻畫中國數字經濟的活躍度和發展態勢。經測算,2017年數字經濟分指數達到了202.65點,比2016年增長了70.05點,同比增長52.83%。顯示我國的經濟數字化水平正在逐年平穩快速提升。

廣東領跑全國。江蘇、浙江、北京分列2至5位,數字經濟分指數數值差距僅在0.6點之間,明顯領先於全國其他省份,形成數字經濟發展第二梯隊。福建、四川、山東、上海、湖北和河南分列省級排名的5至10位,形成了數字經濟發展的第三梯隊。

A) 後線城市加快追趕步伐

2017年數字後線城市數字經濟分指數保持快速的增長,發展加速,增幅普遍超過數字一、二線城市,保持了去年的追趕勢頭,延續了與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差距縮小的趨勢。資料顯示,頭部前20名城市在全國數字經濟分指數中的占比相較2016年下降了3.95%,數字經濟分指數分佈有趨於分散的趨勢。

B) 數字產業總體保持平穩快速增長

2017年,全國數字產業增長迅速,數字產業指數總和達到479.65點,比2016年增長175.50點,增速達到36.59%,增長幅度雖然較去年有所回落,但仍然維持在高水平。廣東省數字產業以100.89點遠超其他省份排名第一,北京,江蘇,浙江之間競爭十分激烈,相互之間只有不到1點的差距,位列第二、三、四名。

在市級排名中,北京以32.16點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深圳,廣州,上海,成都五市與去年排名相同,仍然高居排名2至5位。鄭州,長沙兩市數字產業增幅明顯,雙雙躋身前十。

C) 細分產業的增長態勢出現一定分化

2017年各產業數字化發展呈現出比往年更大的行業間差異,不同的產業增速分化。醫療、教育、文化娛樂延續了去年的高速增長勢頭,在2017年增速分別達到371.90%、226.09%和79.31%。尤其是醫療和教育行業,其三位數的增幅體現出在過去一年中這兩個行業經歷了爆髮式的增長。

究其原因,這幾個行業能夠取得高速增長與移動支付在行業內的滲透和普及是息息相關的。以醫療行業為例,2017年一些地區率先試點改革,有關醫保支付的政策被逐步放開,使得移動支付工具能夠接入醫保,大大提升了醫療支付的數字化程度。

在產業增速圖譜的另一端,商業服務、生活服務行業在2017年增長放緩,商業服務甚至出現負增長的狀況。這一方面可能是由於商業服務、生活服務等行業的數字化水平已經相對比較高,進入了一個比較平穩的發展階段。增速回落可能是行業數字化行程進入常態化的標誌。

D) 產業發展呈現明顯地域特征

2017年數字產業的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地域性特點。總體上看,指數分佈體現出明顯區域輻射的特點,中心城市周邊城市的產業指數數值普遍高於非周邊城市。

而產業指數的絕對值則體現出明顯的東高西低的態勢,中部、西部與東部的絕對值相差較大。然而,以湖北、湖南為代表的中部地區和以四川、重慶為代表的西部地區在數字產業層面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動力。

2017年產業指數的增長延續了2016年西高東低的局面東部、中部、西部產業指數的增速分別為50.36%,67.37%,75.60%。產業發展速度西高東低的局面未來可能持續。

E) 細分產業的區域格局

在細分產業層面,大多數細分產業指數有著相似的地理分佈,中心城市的輻射效應明顯。

北京、深圳、廣州在多數行業中保持了較高的活躍度,構成數字產業發展第一梯隊。上海在文化娛樂、餐飲住宿和旅游等行業表現突出,但在醫療等行業表現一般,因此在數字產業總體活躍度上落後於北京、深圳、廣州三市。中西部地區細分產業總體發展水平落後於東部地區。

值得一提的是交通物流行業,成都、重慶在交通物流指數中分列第四與第七位,與前三名城市的差距也比較小。交通物流產業成為西部數字產業發展的明星行業。

2. 雲計算向中小城市加速滲透

近年來,中央政府倡導供給側改革,推動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樣式的轉型升級。信息化和數字化是產業升級、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的關鍵因素,而雲計算和儲存則是信息化、數字化的重要推動力,是數字時代重要的基礎設施。

A) 快速上雲

2017年全年用雲量增長迅速,雲儲存、計算向數字中線城市滲透。指數結果顯示,2017年全年,全國用雲量為146.04點,比2016年的102.44上升43.60點,同比增幅達到42.58%。顯示出在2017年,雲計算在2016爆發的基礎上仍然保持了高速的增長,國內雲計算市場規模正在不斷擴大。

B) 用雲量區域聚集度下降

2017年用雲量的聚集度有所下降。雲計算已經開始加速滲透進入後線城市,助力後線城市數字經濟發展。

2017年,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雲計算指數的總值為72.20點,增幅為17.91%,在用雲量中的占比為49.44%,相較2016年的59.78%有明顯的下降。2017年數字二線城市用雲量增長89.28%,數字三線城市增長76.66%,數字四線城市增長87.54%,均高於頭部城市,成為用雲量增長引擎。而數字五線城市仍在蓄力,增長較為緩慢。

C) 雲計算加速落地助力數字產業發展

雲計算作為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對於數字產業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資料顯示,用雲量與數字產業的發展有著非常明顯的正相關。2017年的用雲量與數字產業指數顯示出強烈的正相關性。而考慮產業發展一般滯後於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建設,研究團隊也計算了2016年用雲量與2017年數字產業指數的相關係數,兩者顯著正相關。

對2017年的數字產業指數分別以2016和2017年的用雲量進行回歸,研究團隊發現兩年的用雲量均顯著影響2017年數字產業指數的數值,顯示當年與前一年的用雲量均有可能對數字產業的增長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小結

2017年,全國數字產業增長迅速,產業間增速分化,數字化發展呈現出比往年更大差異。醫療、教育、文化娛樂延續了去年的高速增長勢頭,而商業服務、交通物流增長放緩。數字產業指數分佈有明顯區域輻射特點,中心城市周邊城市的產業指數數值普遍高於非周邊城市。

2017年全年用雲量增長迅速,與數字產業對比來看,兩者顯著相關,可見,雲計算作為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對於數字產業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03 數字政務篇

政務服務數字化邁入更廣、更深、更高的發展新階段

連接更廣:由普適的便民服務拓展到專業性更強、流程更複雜的法人服務領域;

程度更深:在線辦事功能更多,服務節點數字化向全流程閉環服務整體上線邁進;

用戶獲得感高:迴流率過三成,在移動端獲取政務服務成為常態,移動服務整體滿意度創新高。

數字政務鴻溝較去年有所縮小

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區成為全國數字政務發展版圖的核心區。成渝城市群勢能突出,增速全面領先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政務數字化地區不均衡態勢逐年縮小。2017年全國數字政務鴻溝為4.21倍,比2016年縮小3.34%。新興科技的加速落地正在拉齊後發地區政務數字化水平。

“互聯網+政務服務”效益更加顯性

數字政務與數字產業的相關性更顯著,數字政務指數每增加1點,數字產業指數大約上升2.70點。

基於互聯網的一站式改革

與許多領域一樣,政府也在加速推進數字變革。作為數字中國戰略的重中之重,基於互聯網的一站式政務服務改革三年來持續推進,取得顯著進展。

1. 從指數看“互聯網+政務服務”走過的三年

自2016年發佈《關於加快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以來,各地政府加快了數字化步伐,積極通過技術創新來改善政務服務的供給。

從簡單的信息查詢,到節點服務可在線辦理,發展到全流程完整服務供給更為全面的轉型與改革。一組資料最有說服力。截至2017年12月,我國在線政務服務用戶規模達到4.85億,占總體網民的62.9%。

在這三年裡,微信城市服務平臺作為各級政府政務改革創新的載體,也得到了快速發展。截止2017年底,微信城市服務平臺共累計服務全國362個城市的4.17億名用戶,改寫全國85.98%的在線政務服務用戶。服務型別包含公安、人社、公積金、交通、稅務等30個類別,其中,可直接辦理的服務數占到58.42%。

省級數字政務指數均值每年都在提高,從2015年的3.23提高到2017年的8.21,年均增速達到59.55%。標誌我國各級政府部門在朝著建設更高水平的數字政府前進。

A) 2017年數字政務指數排名:廣東成領頭羊

與2016年相比,數字政務指數省級排名出現了較大波動,前十名中僅廣東、四川和福建的排名不變。廣東仍處於領先地位,連續三年排在全國第一,2017年數字政務指數值為38.85,同比增長31.74%。在線服務的不斷豐富、用戶規模快速擴大、龍頭城市的帶動是支撐廣東增長的三大因素。

2017年,廣東省服務專案價值分和活躍用戶規模分別同比增長了88.00%和32.86%,其中,廣州、佛山、陽江增長尤其明顯。數字政務指數值前4強城市均來自廣東,分別是廣州、深圳、佛山和東莞。

進步最大的是山東,憑藉數字政務第一的增速(71.34%)從2015年的第11位躍升至2017年的第2位,其主要原因是在過去的一年,山東上線服務專案數量的增多使得用戶規模翻了一番多。

位次飆升的還有湖南,從2016年的第9位躍升至第3位,服務更穩定、專案更豐富、用戶規模擴大且迴流率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動湖南位次的提升。江蘇、上海和浙江與去年相比分別下降4、4和3個名次。

B) 成渝城市群勢能突出

2017年,廣州仍是全國數字政務指數值最高的城市,平臺入口提供的服務專案數多達108項,其中83.33%為辦理服務。廣州也是辦理服務占比最高的城市,出入境、公積金、稅收申報、交通繳罰、戶政、生活繳費、投訴舉報等業務均可查詢和辦理,19個汽車客運站還實現了在微信上查詢和購買車票。

深圳以微弱差距緊隨其後。廣佛同城化帶動佛山也加快了數字化步伐,指數值緊跟廣深之後,但總量與前兩名大城仍有差距。而受益於深圳創新外溢和產業承接的東莞,移動政務發展同樣亮眼,指數值緊隨佛山之後,位於全國第四位。可以說,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區也是全國數字政務發展版圖的核心區。

重慶、成都、長沙的排名均進步兩個名次,分列第五、第七和第八位。北京、上海、武漢下滑至第六、第九和第十位。

山東濰坊、山西長治在數字政務分指數全國351個城市中增速最快,分別達到225.61%和202.29%,其排名分別上升至第17、79位,這也是長治首次進入百強榜單,在全國整體增速大幅放緩的背景下實屬難得。進一步分析顯示,2017年,長治市微信城市服務活躍用戶數同比增長了456.54%,供暖費用繳納、醫保查詢等更多剛需服務的上線是用戶量激增的主要原因。

近幾年,成渝城市群在成都、重慶的輻射帶動下,移動政務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2017年,成渝城市群數字政務指數均值為1.18,僅次於珠三角城市群。從增速來看,四個城市群中,成渝的增速最快,2017年數字政務指數同比增速達到40.52%,遠超長三角的19.27%、京津冀的29.22%和珠三角的30.26%。

2. 政務服務數字化邁入更廣、更深、更高的發展新階段

回顧“互聯網+政務服務”三年的發展歷程,政務服務數字化取得快速發展、百花齊放的同時,也向更廣、更深、更高方向發展。

A) 連接的服務領域更廣

2017年,交通查繳、氣象、人社、生活繳費、醫療、公共交通、車船票、教育、加油、出入境等是用戶量最大的前10類服務。其中,在線查詢辦理交通繳罰用戶量最大,服務了全國247個城市的超過5200萬名用戶。而自考、中高考成績查詢、高考通知書查詢等教育類服務2017年用戶量實現了303%的增長。

除了交通查繳、天氣查詢、生活繳費等民生服務的移動化,2017年移動便民服務還拓展到專業性更強、流程更複雜的司法、稅務等垂直領域。

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上海二中法院在微信平臺上首次上線了申請卷宗、立案申請等服務,實現在線立案、網上閱卷等訴訟服務,省去了案件當事人來回奔波的麻煩,提高了訴訟效率。隨著智慧法院建設的不斷深入,將會有更多的服務搬到微信平臺上。

B) 數字化程度更深

簡單的查詢辦事功能數字化後,近兩年“互聯網+政務服務”開始向流程更複雜、要求更高、更加完整的一站式服務邁進。

陝西工商微信辦照就是典型案例之一。陝西省工商局手機微信端登記註冊實現了全程電子化系統,是一場真正的行政效能革命。通過市場主體登記申請、受理、核准、發照、公示等全流程電子資料交換的方式,實現了無紙化、無介質、無收費辦理電子營業執照的標的。通過手機微信應用,開闢全程電子化改革新領域,實現群眾不出門即可辦理工商業務,創造了半小時成功辦照的最快速度,推動商事制度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

C) 用戶獲得感高

“互聯網+政務服務”使用戶感受到新的便利,用戶滿意度創新高。2017年,預約掛號、訴訟服務、交通繳罰、出入境、公積金、戶政治安、車船票、加油充電、文化場館預約等公共服務,用戶滿意度都達到了96分以上。用戶整體迴流率更是從2015年的8.55%提升到2017年的32.42%。

用戶使用頻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微信城市服務平臺已經成為用戶獲取政務服務的首要平臺。《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止2017年底,通過微信、支付寶城市服務平臺獲得政務服務的使用率為44.0%,為網民使用最多的在線政務服務方式。

共建共贏共享

1. 政民連接密度在增強

政務微信的普及應用為政民互動、電子參與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連接平臺,且這種連接在不斷強化。對比2015-2017年政務微信公眾號發展情況發現,政務微信的連接密度在增強,即單個政務微信連接的活躍粉絲數在增多,比2015年增加76.04%。

A) 連接百姓與公共服務

作為電子參與的第一層級——提供在線信息,2017年政務微信公眾號發佈信息數量達到新高峰。相比2015年,政務微信公眾號平均群發的文章數增長117.98%。其中近七成增長來自四線城市,五線城市是第二大增長體,貢獻了21.21%。但從文章點擊次數來看,一線城市最高,五線城市最低。

再對比連接密度與數字政務指數,會發現兩者呈一定的正相關關係,即連接密度越大,數字政務指數越高,表明隨著打造數字政府的舉措不斷豐富和強化,公眾參與積極性更強。數字化使政民之間建立更強、密度更高的連接,進而幫助政府建立更公開透明的形象。而政務互動越頻繁、電子參與積極性更高,又會反過來激勵政府把政務服務做得更好,進而形成良性迴圈。

B) 數字鴻溝後線城市最大,但呈現彌合趨勢

中西部地區數字政務發展仍落後於全國平均水平。2017年,西部數字政務指數均值為0.695,遠低於領先的東部地區,後者為1.366。中部地區指數均值為0.702,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0.910。

在地區內政務數字化的鴻溝也明顯存在,且數字化程度越低,鴻溝越大。其中,一線城市政務數字化程度最高,指數均值為7.2,城市間數字政務鴻溝最小,為1.18倍。五線城市發展水平最低,但數字政務鴻溝卻達到2.83倍。

五線城市發展水平普遍較低是導致中西部發展緩慢以及五線城市內部極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中西部共聚集了218個五線城市,2017年五線城市指數均值為0.621,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68.31%。

進一步從時間軸來看,儘管政務數字化呈現不均衡態勢,但這種差距在逐年縮小。同樣依照上述公式計算而得,2017年全國數字政務鴻溝為4.21倍,比2016年縮小了3.34%。這也表明政務數字化已在全國各地全面鋪開,且地區間的差距已在拉開。

另外一方面,移動互聯的迅速普及、政務服務日益標準化、通用技術平臺的復用等因素也降低了後發地區政務數字化的推進門檻,一定程度上也在拉齊各地的發展水平。

C) 數字政務的相關性和效益越來越顯性

加快公共服務的數字化行程是現今政府機構的一大重任,公共服務的數字化能夠促進產業蓬勃發展、增進公民參與,進而支持社會整體可持續發展。

2017年,數字產業與數字政務的相關性更加顯著。回歸分析顯示,2017年數字政務指數每增加1點,數字產業指數大約上升2.70點。該結果顯示,數字政務指數與數字產業指數具有非常強烈的正相關關係。數字政務指數高的地區,數字產業指數也相對較高;反之結論也成立。

研究團隊推測,這是由於產業數字化發展離不開政府投入的數字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數字政務指數較高的地區,政府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服務供給質量相對較高,有助於數字產業的發展。

而另一方面,數字產業的發展也會推動政府加快信息化、數字化的行程,提升數字化水平,供給更加高質量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服務。

2. 雲平臺成為數字政府的關鍵基礎設施

為了進一步探尋雲計算與數字政府關係,我們將2016、2017兩年的資料彙集為兩期面板資料(Two-Period Panel Data)併進行差分以控制不隨時間變化的內生變數,併在回歸分析中加入其他控制變數。

回歸結果顯示,用雲量的增量與數字政務指數的增量的發展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雲指數增長1點,數字政務指數大致上升0.279點。回歸結果表明,雲計算已成為構建數字政府的關鍵基礎設施。這從各省政務雲平臺的建設進展也可以加以洞悉:已從基礎設施雲化嚮應用遷移進階。

小結

從數字政務指數發佈三年來看,互聯網與政務的結合日益緊密,不僅成為數億中國網民獲得政務服務的便捷渠道,更承載了各級政府部門數字化變革與創新的決心與舉措。如何破解供需矛盾、提升服務效率、實現服務均等化,中國“互聯網+政務服務”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案。

政務服務全渠道輸出成為常態,移動平臺成為第一入口。2017年微信城市服務平臺累計用戶數超過4億。繳納交通罰款、開具納稅證明、社保/公積金查詢、辦理暫住證、港澳再次簽註、補辦車輛登記證、變更車主電話等服務均可在手機上一鍵辦理。

政務服務數字化邁入深水區。由普適的便民服務拓展到專業性更強、流程更複雜的法人服務領域,服務節點數字化向全流程閉環服務整體上線邁進。數字政務年均59.55%增速再次印證我國各級政府部門在朝著建設更高水平的數字政府前進。

政務數字化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數字政府轉型不僅需要認識到公共服務社會化趨勢,還應具備長遠發展的意識,提前佈局新興數字基礎設施、提高數字素養,並把數字化能力建設視為能帶來長期回報的一項投資予以關註和實踐。

04 數字生活與數字文化篇

“社交指數”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別為重慶、深圳、成都、廣州和上海。川渝的“龍門陣”、廣深的“飲早茶”,線下的茶樓轉移到線上一樣好聊。

深圳、杭州、東莞、長沙、廣州“連接”密度最高。西雙版納、怒江、和田、臨滄、果洛居民“互動”頻率最高。城市越大,“好友”越多,互動越少。

深圳、廣州、北京、上海和東莞“社交支付”排名前五。北京和西安是唯二的進入“社交支付”全國前十的北方城市。咸甜粽子、鹽糖豆腐腦之外,線上利是也有南北差異。

互聯網不僅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更是這個時代重要的流行文化符號。北京、上海、深圳、重慶、廣州是數字文化分指數最高的城市。

數字文化消費拉動上下游數字產業發展。上游文化娛樂產業與數字文化顯著正相關——文化需求越多、文化產品供給越多。下游旅游與數字文化顯著正相關——文化消費越多,出行和游玩的意願越強。

從數字看生活

社交即生活。互聯網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場景已經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數字生活分指數的資料來源是中國月活躍用戶數最高的兩款國民應用——微信和手Q,前者在中國主流人群中應用廣泛,後者在青少年中持續活躍;微信和WeChat的全球月活已經超過10億,手Q月活接近7億,兩個社交平臺的集合基本改寫中國移動互聯網全網。

更重要的是,微信和手Q不僅僅是聊天工具,還承載其他重要的社會交往功能,如熟人間的“紅包交流”、聚會後的AA付款、隨借隨還的小額轉賬。

在本篇,研究團隊通過彙總各城市的微信和手Q使用功能的總量資料,從數字看國人的日常生活。

1.數字生活的風土人情

“數字生活”分指數由兩類指標加權平均得到:一類是社交的連接和互動指標,一類是社交支付指標。以下對這兩類指標分別進行分析,管窺各地數字生活風土人情。

A)“社交指數”

“社交指數”衡量的是一個城市在線數字社交行為總量,由“連接”和“互動”兩部分組成。

“連接”衡量的是當地居民人際網絡關係總數,包含的指標如:所有用戶好友的總量、公眾號總量。

“互動”衡量當地居民與好友間在聯絡的頻次總數,指標包括信息發送總條數、朋友圈點贊數、評論數等。

“社交指數”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別為重慶、深圳、成都、廣州和上海。川渝的“龍門陣”、廣深的“飲早茶”,線下的茶樓轉移到線上一樣好聊。

B)“連接”密度與“互動”頻率

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規模因素就得到各城市的“連接”密度,也即當地人均社交關係數量。“連接”密度高,當地居民社交軟體中平均好友數量較多;“連接”密度低,則每個人的好友數少,通訊錄比較短。2017年,深圳、杭州、東莞、長沙、廣州“連接”密度最高。五座城市同為區域經濟中心、人口大城,富有活力,更愛加好友。

用“互動”除以“連接”,得到單位“互動”頻率,也即各城市居民與朋友間社交平臺實質互動頻次。社交關係有親疏遠近,是躺在通訊錄里的沉默關係多,還是不斷有互動的活躍關係多?可以通過“互動”頻率來大致判斷。沉默關係多,“互動”頻率自然低;活躍關係多,“互動”頻率自然高。西雙版納、怒江、和田、臨滄、果洛居民“互動”頻率最高。倒數五位分別是福州、北京、武漢、長沙、上海。

C)大城市的喧囂與小城市的熱絡

將所有351個城市的“連接”密度與“互動”頻率做一個對比,會發現兩者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係——“連接”密度越大,“互動”頻率越低。加入城市規模的維度,會發現越大的城市,人們手機里聯繫人越多(“連接”密度越高),而與每個聯繫人的平均互動次數越少(“互動”頻率越小)。

這一現象可以有多種解釋。或是大城市社交網絡稠密,而人們的時間精力有限,所以在每個社交關係中投入的時間精力被攤薄;或是大城市人口流動性大,關係網中很多半熟人甚至是準陌生人,而小城是相對封閉,人際關係較為簡單,親戚朋友互動熱絡;或是工作關係入侵朋友圈,這些數量眾多的工作關係充斥通訊錄,而人們在工作之外與工作關係好友幾乎沒有互動,這一現象在大城市更為明顯。

順著工作關係入侵朋友圈的思路,研究團隊對比2016與2017年資料,發現城市規模與“互動”頻率之間的負相關關係略有下降。這些規模較小的城市在“互動”頻率上與大城市逐漸拉平,或許說明工作關係對朋友圈的入侵正在從大城市向二三線城市甚至更小的城市滲透。

2.社交支付

社交即場景。人情往來是社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移動互聯時代,這些基於社交場景的經濟活動也有了新的形式。

A)“社交支付”

2014年春節,微信紅包擊中具有中國特色社交場景中的燃點。傳統節日+人情往來+便捷支付,順理成章地把線下的支付場景轉移到線上,“社交支付”也就成了中國人數字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交支付”包括樣本城市微信和手Q中的紅包和個人間轉賬總量資料,衡量的是在社交場景中使用支付的情況。2017年“社交支付”排全國前五位的城市分別為深圳、廣州、北京、上海和東莞。從這一榜單中也可以看出,紅包等社交支付在南方更為流行,北京和西安是唯二的兩個進入全國前十的北方城市。

B)人情往來的載體

與在便利店購物的小額支付不同,“社交支付”是人情往來的載體。

具體來講,“連接”密度、“互動”頻率與“社交支付”都顯著相關,但方向相反——“連接”密度與“社交支付”顯著正相關,“互動”頻率與“社交支付”顯著負相關。人際關係總量大的,社交支付的總量也大;而互動非常多的,社交支付的總量反而小。

對應的是,印象中搶紅包的多半是生熟參半的群,而互動良多的真熟人反而不會總是向你討紅包。

另一種可能性是大城市與小城市的“社交支付”特性不同。大城市居民已經習慣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支付操作,而中小城市的社交支付仍不普及。而“連接”密度、“互動”頻率與“社交支付”的正、負相關關係只是城市特性這一隱含因素導致的表象。

C)“社交支付”對數字經濟的影響

支付是移動互聯網形成閉環、線上服務形成可持續盈利的商業樣式的關鍵。“社交支付”是培養用戶使用習慣的重要渠道。在“社交支付”普及的城市,市場成熟,數字經濟的發展條件會比較好,傳統產業也比較容易接受基於移動互聯網的各類技術創新。

呈現在資料上,可以看到“社交支付”與“數字產業”、“用雲量”的顯著正相關關係。“社交支付”越發達的城市,“數字產業”總量越高,“用雲量”越多。

數字文化

互聯網是天然的信息媒介。2017年,中國互聯網平均每秒進入672.5G的信息,或為文本、或為圖片、或為網頁、或為視頻、或為H5動畫、或為直播、或為網游、或為小程式。這些流動的信息,為中國的互聯網用戶帶來獨具中國特色的數字文化體驗。

1. 數字文化

互聯網不僅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更是這個時代重要的流行文化符號。所以我們看到春晚上越來越多源自網上的“段子”,看到人民日報在建軍節推出的“軍裝照”火爆朋友圈,看到故宮的《穿越故宮來看你》讓雍正帝唱起嘻哈。

“數字文化”分指數彙總新聞客戶端、視頻、流媒體、在線文學、網游等多種數字文化產品的使用總量資料,衡量各個城市在數字時代文化和精神領域建設進展狀況。“數字文化”分指數排在全國前五位的城市分別為北京、上海、深圳、重慶和廣州。

直接影響居民對周圍社會環境觀感的,往往不是需要花費較長時間進行的深度閱讀,而是極大量的、碎片化的、實時或者準實時的資訊類訊息。

2017年打開新聞次數最多的城市前五位分別為深圳、廣州、成都、武漢和長沙;看罷新聞留言評論次數最多的城市前五名分別為北京、深圳、合肥、成都和廣州。

2. 文化的基礎與延伸

A)“數字文化”與“互動”頻率

社交媒體是數字文化產品傳播的重要渠道,用戶產生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是移動互聯時代媒體融合與數字內容產生的重要方式,似乎數字文化與社交活動應該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

但資料的結論恰恰相反,“互動”頻率與“數字文化”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關係。在網絡社交中與好友互動越多的城市居民,沉湎於資訊、視頻和游戲當中的次數越少、時長越短。

B)“數字文化”與“數字產業”

數字文化行業發展迅速、市場廣闊,是支撐數字產業的重要支柱。各地居民對資訊、文學、影視、游藝類互聯網產品的需求,與當地的相關上下游數字產業都有非常顯著的相關性。

上游資訊類、文學類“文化娛樂產業”的供給與“數字文化”顯著正相關——文化消費越多、文化產品供給越多;下游的“旅游”與“數字文化”顯著正相關——文化消費越多,拉動出行和游玩的需求更強。

小結

本章列舉的資料揭示了互聯網社交平臺的基礎功能對數字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近年來中國經歷了生活場景的快速數字化和移動化。數字生活和數字文化,是數字中國的構成要素。數字社交的“連接”和“互動”揭示各地不同的風土人情。社交支付對消費者潛移默化的影響,構成數字產業和“用雲量”爆發的基礎。資訊和其他數字內容產品對文化娛樂和旅游等相關產業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互聯網信息媒介的自然屬性,賦予數字社交和數字文化特殊意義。兩者是移動互聯網最高頻的使用場景,是移動互聯網的最大入口,最強的黏性來源。雖然這些服務基本都是免費的,但卻構成了一個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數字創新的不竭源泉。

來源:騰訊研究院(ID:cyberlaw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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